摘要：第一军情作者：张岩松早在被选定为国都之前，北京城就已经成为中原民族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座军事重镇。由于地处中原民族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线，北京甚至在被选作国都之前很久，就已经成为一座军事重镇。如果我们摊开一张北京的地形图，不禁为古人做出上...
第一军情作者：张岩松
早在被选定为国都之前，北京城就已经成为中原民族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座军事重镇。
由于地处中原民族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第一线，北京甚至在被选作国都之前很久，就已经成为一座军事重镇。
如果我们摊开一张北京的地形图，不禁为古人做出上述选择而拍案叫绝！这座古城坐落在河北平原的北端，北部燕山环绕，西部乃是太行山脉，南边是黄河，东部是渤海海峡。其“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之势，堪称龙盘虎踞。又由于这里是华夏文化的北端地带，诚所谓“一墙之外，逼近大虏”！
北京城具有“北依山险，南压中原”的地缘优势。
这种“北依山险，南压中原”的地缘优势，使得不少帝王将相认定若把政治中心选定在北京，势必会“北视狄戎，东抗东夷” 。至于“北依山险，俯视庭宇”，就更不在话下了。不过，这样做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旦北部的山区防线被突破，防御方将无险可守……反之亦然，稍微熟悉点军事历史的读者都不会忘记：一千多年前，已经趟过幽州护城河的数十万宋朝大军被契丹铁骑一路掩杀，留下了数说不尽的耻辱与遗憾。
当然，对北京的“金汤之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宋人。
一、居庸一倾，则自关以南皆战场矣。
前不久，《女医明妃传》热播，那个位于京城以北百余里的居庸古镇也因这部古装戏背后的故事——“古木之变”而逐渐浮出水面。
天下有九塞，居庸乃其一。
所谓“居庸”一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该书言“天下有九塞”，居庸乃其一。还有个更形象的说法，相传秦始皇修筑长城时，将囚犯、士卒和民夫徙居于此，后取“徙居庸徒”之意，故名居庸关。这是一条以八达岭和南口为出口，长约40华里的峡谷，也是太行山与燕山的分界线。关沟“绝谷垒石，崇墉峻壁，山岫层深，侧道偏狭，林鄣邃险，路才容轨”。一旦这里被敌人突破，骑兵只用半天就可以直抵北京城下，中间不会再有任何阻碍。
这种危险性，在“古木之变”接下来的“北京保卫战”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1449年盛夏，50万明军烟消云散，堂堂天子沦为阶下之囚，紫禁城内外“人情汹汹”，如果不是名将于谦的力挽狂澜，开基未久的大明帝国真的有可能提前二百年崩溃。使得朱明王朝得以逃脱厄运的，除了明军将士的忠勇之外，还得益于他们拥有一个完整的纵深防御体系！
居庸关是拱卫首都北部防御体系的核心。
作为整个防御体系的核心，居庸关主阵地由三部分构成：“前哨”八达岭位于关沟北口山脊、长城与关沟要道的交叉点上。关城有东曰“居庸外镇”，西门书“北门锁钥”；居庸关本身为指挥中心，设南北二门，垛口、射洞齐备；后备阵地南口城为不规则的长圆形，跨东西两山，亦“百人守之，万人莫窥”。
当然，对于一位成熟的军事指挥员来说，如果只把目光盯在居庸关这里显然是不够的。这里阵地构筑得再坚固，仍有软肋！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1210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大举伐金。由于屡攻居庸关不下，成吉思汗遂留一部在关外牵制守军，而以主力沿小路直趋紫荆关，转道连拔涿、易二州，从南口方向倒打居庸关，终获全胜。
明军还以居庸、紫荆、倒马为“内三关”，另在雁门、宁武、偏关设“外三关”。
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虑，明人决定加大居庸关的防御纵深，以确保京师的万无一失。除了继续加固大同和宣府阵地之外，他们还以居庸、紫荆、倒马为“内三关”，另在雁门、宁武、偏关设“外三关”。这两道外围防线，使得明军占尽燕山、军都山、太行山以及恒山、管涔山、吕梁山之地利。既着眼于抵御来自宣大、蓟镇等方面之敌正面进攻的危险，更考虑到了京师侧后被迂回的可能。
对于居庸关防线的坚固与否，那个曾经踌躇满志的瓦刺主帅也先最有发言权。在土木堡大胜之后，也先起初想以“智”取胜。他先带着战俘皇帝游走于宣大城外，企图赚城而过。此计不成，遂强行叩关。这年深秋，虽然也先效仿祖先之故技，攻破紫禁关之后，从西南方向扑向北京，并分兵一部指向居庸关。
这次，历史并未重演！
北京保卫战中，居庸关经受住了考验。
在北京城下，守军奋起抵抗，也先顿兵坚城，进退维谷；在居庸关，瓦剌军的进攻同样没有得手。在为时七天的居庸关保卫战中，守军罗通打得有勇有谋。他先是利用天气骤寒之机汲水浇城结冰，又及时调集火器狂轰“运板木草舒”的之敌，还派人夜袭敌营……
连战不克，加之对方援军的厚集，最终使得也先衔恨而去！
二、八里桥：当八旗铁骑遭遇西方洋枪
在北京城被选作国都以前的漫长岁月，如何防范来自北方的军事入侵就已经成为城防设计者们所考虑的重心。于是，除了城高壕深的北京城外，更有那集无数人智慧与血汗的长城穿北部群山而过。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来自南方的军事威胁几乎被淡化到可以忽略的地步。我们当然不能苛责于古人的顾此失彼。毕竟，北京城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虽然也曾受到过宋明两朝远征军来自南方的“袭扰”，但因其或被轻易击退或兵不血刃，留给人们的印象并不深刻。这种情况一直维系到一百多年前，才被从北京城南方的八里桥畔传来的隆隆炮声所打破。
在说到八里桥之前，不能不先交待一下大运河、八里桥与北京城的关系。
八里桥位于通州城以西八华里。
隋炀帝时期，曾“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北通涿郡” 。不过，因此时的政治中心远在南方，使得北京与大运河之间的关联也仅限于其为运河的北端而已。七百多年后，北京终于成为了蒙元帝国乃至世界的中心。此时，不仅帝都需要大量的物资，驻扎北部边境军队也需要大量的粮食和其他作战物资。这些需求，仅靠北京周边州县的物产和供给，是远远不够的。在综合满足京都需要以及对控制南方等因素之后，元世祖忽必烈下令修通从京杭运河的各段。需要指出的是，这时候的大运河虽然北达北京，其尽头却在城东的通州。这就使得一个问题日益凸显：虽然源源不断的物资还是从南方“漂”到了通州，按当时设在通州坝河的运输能力，最大通过量不过50万担。换言之，其余数百万担物资需要再走40余里旱路才能进京。如此，不仅会占用大量的畜力、人力，一旦赶上阴天下雨，因道路泥泞而致“驴畜死者不可胜计”。到了明正统年间，再也无法忍受的人们下决心凿通惠河来解决这“最后40里”的问题。而八里桥（本来叫永通桥，因东距通州8华里而被俗称为八里桥），正是位于这个“瓶颈”上。
八里桥无疑是美丽的，但它带给国人的，更多的是一种耻辱！
虽然八里桥基于经济目的而建，但这并不妨碍匠人们将其打造成一件艺术精品。八里桥呈南北走向，横跨通惠河，为石砌三券拱桥。中间大券如虹，可通舟楫，两旁小券对称，呈错落之势。桥上的每块石头之间嵌铁相连，十分坚固。
八里桥无疑是美丽的，但它带给国人的，更多的是一种耻辱！
到了1860年盛夏，紫禁城里的咸丰皇帝和他的满汉群臣们惊恐地发现：之前曾被蒙古郡王僧格林沁用大沽口大炮击退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又杀回来了。占了天津不说，还摆出一副继续朝京师打过来的架势。既然人家打上门来了，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再说了，那些洋人又不是没被打败过。于是，僧格林沁很快接到谕旨，要其迎战洋夷！
对于再次击败英法联军，僧格林沁还是有信心的。但他现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究竟把阵地设在哪里，才能阻遏甚至歼灭来犯的英法联军？根据已有情报，僧格林沁判断已经攻下天津的英法联军接下来的动作很可能是，循京杭运河而上，扑向北京。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依当时的道路交通状况，运河对于联军确实有很大的诱惑，因为其不仅路程近更便于运输粮械；而在清廷一方来说，如不能在运河一线打败敌人，则维系清廷钱粮命脉的千里漕运势必在被太平军夺去江南段之后又被洋人在咽喉上捅上致命一刀。
恩格斯预言英法联军将北上进攻北京。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僧格林沁做出上述判断的三年之前，著名革命导师恩格斯就曾对英法联军的未来作战方向做出了科学的预测。他指出：由于华南地区“掌握在中国起义者手里”，又因中国军队 “在海岸上建立既有防御工事又有守备队的作战基地”。于是，对于英法联军而言，在“南京以北唯一能在袭击后收到决定性效果的地点” 就是北京。诚然，恩格斯并未进一步指出京杭运河就是联军用 “来克服途中的每个障碍”以“保证和海岸一带的交通以及用比较雄厚的兵力逼近这个与伦敦一样大并离登陆地点100英里远的城市”。但以当时的地理通讯条件而言，上述判断足以证明恩格斯在军事科学领域的洞察力。
对于中国人来说，八里桥之战的结果是苦涩的。
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僧格林沁把阵地选在通州，以张家湾为前哨阵地，八里桥为主阵地。对于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来说，具体的交战过程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耻辱。战斗打响之后，清军骑兵奋勇冲杀，用长矛、马刀和弓箭等冷兵器对抗敌人猛烈的炮火，至少有一支骑兵部队冲到距敌人指挥部不到50米远的地方。然而，接下来没有发生“短兵相接”的战斗。清军的弓箭也没有对躲在壕堑里的联军士兵造成威胁。相反，敌人“每颗子弹打出去，总有某个骑兵落马”，冲到前面的骑兵“遭到密集火力的狙击，许多人和马都被打死”。随着更多的 “炮弹倾泻在桥上”，中国军人“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
战败的苦酒无疑是苦涩的，遗憾的是，清廷上下并没有真正从这一场惨败中吸取教训。
卢沟桥，成为中国八年全面抗战的起点。
三、枪响宛平城，中日国运在此扭转
1937年7月7日深夜，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的日本军队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进入中国军队防守的宛平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被拒绝之后，日军随即向城内驻军开枪放炮。
正是在宛平城，日本军队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然而，他们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呢？这，恐怕要从京汉铁路的兴起说起。
平汉铁路最初的起点是卢沟桥。
所谓京汉铁路系从北京到湖北武汉的铁路，始建于甲午战争之后的1896年，至1905年全路竣工。在当时的地图上，京汉铁路被称为卢汉铁路，因为其起点最初在宛平城外的卢沟桥。后来，人们在桥北约半华里处建造了一座铁路桥。在这里，京汉铁路除主线直达北京外，还另辟两条支线，一条到通州，另一条到丰台与北宁路会合。这样卢沟桥就成了集京汉、京绥、京津三条铁路连接的交汇点，不仅如此，卢沟桥还有公路与北平、热河、喜峰口相通。那些为近代交通服务的修车厂、材料厂，设在距此不过10华里的长辛店。
由此可见，虽然北京周边的地理环境在进入近代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卢沟桥的战略地位却日益凸显。而宛平城，正是若卢沟桥无阻，整个华北地区便可东西南北贯通，北京亦可四通八达；而小小的宛平城，正是卢沟桥的桥头堡！
宛平城其实是卢沟桥的桥头堡。
当然，看到宛平城"直扼京畿咽喉"价值的并不仅仅是进入近代以后的人。早在明代，在这个被称为拱北城、拱极城的地方就已经驻防了拱卫京师的部队。宛平城就是从当初的军营演变而来，也是目前华北地区唯一保存完整的两开门卫城。小城东西长640米，南北宽320米，总面积逾20万平方米。城内不设大街小巷，不设钟楼鼓楼，也没有集市广场，只有两座城门，东“顺治”、西（永昌、威严）。两门都建有城楼，翁城和闸楼。城的四角各建角楼。城墙上有垛口，还设有兵房。1928年12月，因宛平县已改隶河北省，故而将宛平县公署由北平市内迁至拱极城，从此改名宛平城。
宛平！宛平！时人在为这座小城改名的时候，无疑寄寓了其能确保北平西大门无虞的美好愿望。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让这座小城载入史册的竟然是那枪林与弹雨。难道是历史真的要和人们开上一个玩笑？不，这是日本的帝国主义野心与中华民族的不屈抗争交织在一起而产生的必然结果。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又盯上了华北军事政治中心——北平。
1930年代初期，在中国东北尝到甜头的日本人蠢蠢欲动，其侵略目光又越过万里长城盯上了华北军事政治中心——北平、天津。
一时间，"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成为国人的共识。然而，当日本军队突然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鸣枪放炮的时候，还是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因为他们中的好多人都认为日本人将要从北面进攻北平。其实，稍有些军事常识的人就会发现日军在这里挑起事端的"必然性"！
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采取"隐忍"态度，致使到1937年盛夏之际，北平的北、东、南三面已经脱离了中国军队的控制，自此北平已处于日军的三面包围中：东有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天津驻屯军；北有盘踞在热河、察东一带的关东军进行策应；西北则是日本卵翼下的李守信、王英等伪军，只有位于北平西南的宛平城尚有中国军队驻防。这样，宛平城便成了北平守军的唯一门户，一旦宛平有失，则不仅华北各大动脉被切断，北京也将成为一座孤城、死城。
1937年入夏以来，日军在卢沟桥进行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演习。
到了1937年盛夏，北宁铁路沿线已经被日本人所控制。深谙此义的日军在演习中也毫不掩饰地围绕着卢沟桥展开。
这样，扼京汉路要冲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这一门户上的插销。对于这一形势，身为京津地区最高军政长官的宋哲元不是没有看到，他也确实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除将主力37师布防在卢沟桥地区外，还把军部设在距卢沟桥不到10公里的南苑。但这些措施远远不够，因为宋哲元的29军虽有10万之众，却担负着平津二城和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守备任务。这一带地域广阔，兵力部署却很分散。到了宛平城这里，便只有区区一营之兵。
宛平城的军事价值及中国守军布防的疏漏，使得日本人一定要进攻宛平城。
国力与军力的差距使得宛平保卫战短暂而惨烈，但它却成为扭转中日两国国运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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