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起北京的花店，很多人第一印象是高端、大气、浪漫，开在寸土寸金的三里屯，精致的花艺，进店消费的靓女俊男……实际经营情况怎么样呢？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年来，在电商和疫情的双重冲击下，北京花店行业砥砺前行，正在探索转型升级之路。1疫情致近半中高端...
提起北京的花店，很多人第一印象是高端、大气、浪漫，开在寸土寸金的三里屯，精致的花艺，进店消费的靓女俊男……实际经营情况怎么样呢？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年来，在电商和疫情的双重冲击下，北京花店行业砥砺前行，正在探索转型升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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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致近半中高端花店反复关停
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据有效数据显示，北京大约有2700多家实体花店，注册鲜花电商2000多家，以鲜花服务为主的婚庆公司有400多家。
在北京四环路以内，超过80%的花店面积只有20到30平方米，50平方米以上的花店并不多。而在五环路以外，有一大批以绿植为主，鲜花为辅，面积在一两百平方米之间的花店。
从业绩上看，北京花店中上等水平为日均营业额1500元到2000元。5到8年开业时间、店主为“80后”的占主流，而开店15年以上的花店不到一成。
北京花店一年的鲜花批发金额为10个亿，一天大约300万元的鲜花通过批发市场流向各地区花店。
在朝阳区鲜花批发市场，批发商迎宵佳业无论在规模还是进口花品种上，均位居前列。在疫情前拥有近千家中高端花店客户，几乎占据了北京花店业的半壁江山。“疫情下，我这里服务的中高端花店反复关停的有几百家，几乎每半年就关停一大批（部分花店关停后又恢复营业）。”总经理陈盈旭不无感慨地说。而在疫情前，半年关停的花店客户量只有2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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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冲击零售，疫情叫停项目
2015年到2017年，北京花店业迎来了井喷式发展。
“那两年集中开了很多新花店，加上婚礼和活动用花量非常大，花店行业发展迅速。”北京拾花记ten floral创始人张瑞说。
同样是在2015年，以花加、花点时间为代表的实力电商大规模进入鲜花市场。这些实力电商卖花价格透明、物流便捷，给迅速发展的北京花店业带来了冲击。
“花加的每周一花，对花店的散花零售造成了冲击，尤其近两年开始的淘宝和直播卖货，花农直接将鲜花快递到顾客手中，大大降低了花材价格，很多花店顾客的日常生活用花改从网络购买。”张瑞说。
“我前些年开花店的时候，从云南进货还不便捷，现在一扎玫瑰就可以发货！抖音，淘宝等鲜花绿植品类的直播，也是如火如荼。”在北京开店7年的陌上花开创始人张靖珧说。
开花店20年的野百合花艺工作室创始人刘知平表示，北京鲜花绿植消费，这几年呈现出不正当的竞争关系，陷入低价竞争恶性循环：一方面是新手为了快速占领市场，专注做网上订单，花礼价格低，质量一般，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反差，影响花店业信誉；另一方面，鲜花批发商通过各种网络平台，直接面向消费者批发花材，扰乱了市场秩序，导致很多消费者认为花很便宜，无形中忽略了花艺师的专业性和价值。
“相信很多花店人都跟我一样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客人说玫瑰一枝才几块钱，为什么你们做出来的花束要高好几倍的价格？”
此外，像京东、美团、叮咚买菜等电商平台，都强势挺进生活用花市场。
“这两年，花店行业洗牌特别明显，昆明有三成鲜花没有通过鲜花交易市场，而是直接进入电商发货仓。”北京花卉交易中心总经理周奕说。
鲜花零售被重创之后，这两年受疫情影响，曾经给花店业带来最大利润的婚礼宴会用花项目几乎被叫停，收入稳定的插花沙龙活动项目骤减，商务活动用花项目也一再压缩价格，利润缩水。
对北京花店业的冲击，用刘知平的话说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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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物流便利 市场需求多样
在寸土寸金的首都北京开花店，租金成本有多高？在能够保证基本客流量的地段，房租每天每平方米大概在15元到25元之间。在繁华的三里屯商圈儿，一家20平方米的花店，租金一年就十几万元，北京花店的房租成本基本占到总成本的四到五成。而在很多三四线城市，开在繁华商圈儿的花店租金成本不会超过三成，很多只占到一到两成。“难怪北京很难有大花店，房租付不起啊！”很多业内人士都曾这样感慨。
此外，人工成本也比很多城市高。房租和人员工资加一起，有的花店已占到成本的八成，可想而知经营压力有多大！
当然，在北京开花店，也有很多便利条件。
首先，花材供应和物流非常便利。据周奕介绍，北京现有4家以鲜花批发为主的市场，每天供应的花材品种有200多个。其中包含国产花、进口花，南方花材、北方花材，企业及个人生产的花材。花材以玫瑰、百合和各类草花为主。北京的花店业者基本都会选择去花市亲自选花，而不是网购。
其次，首都市场提供了更加多样化和前卫的鲜花消费需求。记者采访开店5年以上的品牌花店，发现他们除常规的鲜花、绿植零售外，几乎都会广泛涉足花艺沙龙、绿植租摆、婚宴用花、花艺培训、小型庭园设计等。“现在北京的一些私立医院、牙科诊所和别墅区，越来越重视小型植物布景和小庭院设计。”北京绿色传真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彦说。
开在海淀5A级写字楼融科资讯中心的六朵花店，坐拥国际国内顶级企业资源——华为、英特尔、谷歌、苹果、联想……“当很多花店单靠零售生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启花艺沙龙课的尝试。”创始人孟雅丽说。此外，疫情下的今年1月，花店携手三元NEO新境，打造的以花卉植物为卖点的商业写字楼空间，获得“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授予的LEED金级认证（根据评估体系综合评分，反映建筑的绿色水平。）。
“花卉植物具有缓解压力的作用，将其融入以节能环保为主题的办公空间，正是现代办公楼设计的新趋势。”孟雅丽说。
开在自家西餐厅内的拾花记 ten floral，因为花店下班早（傍晚6点），餐厅下班晚（夜晚12点），开创了自助卖花服务。“6点以后客人需要买散花的，可以自己挑选，挑选完给我们拍照算账付钱就可以，因为附近都是高端社区，客人的素质也很高，从来没出现过买完花不付钱的，所以目前经营状况还可以，主要是花艺师从5人减少到3人，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张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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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竞争来自自己”
谈到疫情下经营的困境和转型，大多数北京花店业者表现出清醒和乐观的态度。
“纵观20年北京花店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管是从消费习惯、消费者的审美，还是消费者的接受程度、客单价的变化。”芙罗拉创始人张丽说。她坚信，花店的主理人会越来越拼专业、审美和调性。
“我们还是用比较传统的思路经营花店，但是诸如从广告业、自媒体、策展等时尚行业跨界过来的花店业者，优势比我们多太多——我们用10年、20年时间在经营花店，而他们用了前10年时间做了很厚重的审美沉淀，这给我们传统花店老板造成很大的压力：从花店产品的视觉成像，到对时尚元素的捕捉，到花艺款式的推陈出新，他们都做得更加轻松。”张丽说。
像芙罗拉这样的小而美花店，没有受到京东、美团冲击，更多地是感受到小红书、抖音、微博网红卖花带来的竞争压力。
张丽这两年也把精力转战到自媒体平台，逐渐积累了不错的粉丝量，“抓住了大方向。”
“无论何时，竞争都会存在，对花店来说，压力无非是商品迭代、人员配置、客户开拓、重复消费等一系列运营。”孟雅丽说。六朵的举措是加大对老客户的维护力度，每月花店做充值赠礼品活动，锁定后续消费；开展异业联盟，开拓新客户。
“疫情前我们重点做专业服务（各种大小沙龙培训课）和高端花礼定制。疫情下我们把服务化整为零，向多方面、多元化转型——小到家庭每周摆花，群接龙卖花等线上线下销售形式。”刘知平说。
在三里屯开店10年的孚美花尚，一如既往对客户和学员真诚以待，推广鲜花走向市民生活，增强线上服务、线下派送，同时鼓励年轻员工开拓创新。
正如年轻的张靖珧所说，最大的竞争压力未必是外部的，更多地是来自于自我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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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碰撞：加强产业链监管还是顺应市场竞争？
北京花店现状该如何看待？从业者给出不同观点。
作为中国花协零售业分会会员、日本花协（NFD）中国授课点的北京孚美花尚创始人片仓鳯美表示：对比中日鲜花产业链现状，能看出三点区别，也影响到北京花店的经营：
一、中日产销合作方式不同
日本鲜花产地极少对接小型批发商，合作的鲜花批发市场会与产地签约，彼此信守协议，以促进更加合理地安排鲜花生产、上市、定价等环节。此外，鲜花批发市场基本是以网上拍市定价为准，无价格交涉环节。
相对而言，中国的鲜花批发商是小商聚集成市，鲜花产地与批发商之间缺少合作和计划性，再加上销地自产鲜花的加入，鲜花价格浮动很大。
二、中日消费者对于花艺工作者的认知不同
日本插花艺术被大众普遍认可，客户极少甚至不会挑剔花艺师的工作，也正因为被信赖，花艺工作者会更心无旁骛地投入设计。
相对而言中国客户与花艺工作者之间的关系还处于过渡期，再加上花艺工作者技能参差不齐，双方尚未建立起良好的信赖关系。
三、中日鲜花产业阶段不同
日本鲜花产业链相对已经成熟，但是缺少活力；中国鲜花产业链正在日趋完善，整个产业链很有竞争活力。
留日学习花艺多年，在北京开花店的瀛花物语创始人浅草透露，日本鲜切花的流通方式是，鲜花基地供货给鲜切花批发中心，而一般的花店、花艺学校等机构都从批发中心进货，且遵循会员制。一般个人消费者不能直接从批发中心买花，只能从花店买花，除非是个人花艺工作者，并且拥有会员权。
“所以在日本经营花店是受到保护的。”浅草说。
此外，她认为，缺少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以个人商业行为为主，会造成鲜花流通环节缺乏监管。
陈盈旭也认为，国内鲜花产业链有“去中间商”趋势，但在欧美国家并非如此。中间商可以把关质量，而基地直发的鲜花良莠不齐，最终还是消费者买单。
周奕则认为，疫情下，电商优势更加凸显。“我们交易中心的电商商家在‘520’、母亲节甚至端午节几乎家家爆单，弥补了因疫情造成消费者买花的不便。疫情下，电商通过线上交易，可以无接触完成各种环节。电商对花店业不能说是一种冲击，而是另外一种业态出现了。如果花店从业人员跟不上时代步伐，他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花店也应该把电商业务做起来，加强推广，而不是单纯凭手艺，靠顾客上门。”
（本报记者霍丽洁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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